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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流行于中国的佛教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不同,它是唯一根植于本国、发源于古代文化的民族宗教。它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虽曾受过佛教的影响,但主流是中国的传统,并从一开始就以儒学辅助者的面目出现,大量吸收汉代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经学,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分为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大派别,都是在汉末农民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早期道教主要是在下层民众中流行,并与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政治愿望相结合,成为发动农民起义的中坚力量。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是由张陵、张衡父子组织发展起来的,尊奉神化后的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自称受命于太上老君而传经布道,最初主要活动于川西北和陕南一带。

太平道由奉事黄老道的张角所创立,以《太平青领书》(即《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奉祀“中黄太一”为至尊天神,张角自称“黄天”,有道徒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汉灵帝中子元年( 184),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号召,以头戴黄巾为标志,发动了推翻汉王朝的黄巾起义,“八州之人莫不毕应”,“一时俱起”,“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见《后汉书•皇甫嵩传》);五斗米道也与黄巾起义东西呼应,张陵之孙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了近30年。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太平道传授不明,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天师道的张鲁后来投降曹操,并被曹操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其势力迁往北方,从此便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同时其内部也开始分化,逐步结束了道教的早期活动阶段。

南北朝时期,由天师道组合成的道教发展到了上层社会,被改造成为主要为皇权服务的官方宗教,形成了遥相呼应的北天师道和南天师道两大派别。北天师道首领为寇谦之,南天师道首领为陆修静,两派都对早期道教进行了全面改造,修订了教规教仪,使已经上层化了的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健全和充实,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力的御用工具,以后便一直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道教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当时,北魏王朝统治下的山西是北天师道的策源地和活动中心,对于道教在北方的传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山西的道教文化也在这时进入了第一个历史高峰期。

北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出身于当时北方的大姓豪族。据记载,寇谦之有着异常神奇的生平经历。他“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因他诚心向仙,便与自称“仙人”的成公兴相遇,即跟随成公兴到华山、嵩山修行,前后共七年,成为“精诚远通”的道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 415),因他“守志嵩岳,专精不懈”,又遇到称为“太上老君”的“天神”,赐与他仙经《云中音诵新科之诚》20卷;明元帝泰常八年( 423),自称“老君之玄孙”的李谱文来到嵩山,赐与他仙经《录图真经》60卷;太武帝即位的始光元年( 424),他便带着他的仙经献给太武帝,太武帝重臣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对他无比崇敬,于是,崔浩上疏太武帝,盛赞寇谦之道术“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在崔浩的影响下,太武帝“欣然”接受了寇谦之的道术,“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并在京郊设立道坛,作为北方天师道的活动中心(见《魏书•释老志》)。从此,寇谦之深受太武帝重用,被尊为国师,参咨军国大事,并在太武帝的大力扶植和崔浩的积极协助下,开始了改造早期道教、建立健全北天师道的活动,北方的道教文化也由此进入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阶段。

寇谦之为创立新型的天师道而采取了以下重大步骤。其一,通过制造宗教神话,尊奉太上老君,以确立自己作为新天师道首领和“帝王师”的合法地位。如他说他在跟随仙人成公兴修行期间,成公兴曾对他讲:“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魏书•释老志》)意思是自己精诚通仙,之所以未能飞升,是由于仙人留他在人间去做“帝王师”;又如。他说太上老君也曾对他讲:“自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旷诚(职)修善之人,无所师授。”于是授予他“天师之位”,赐予他仙经《云中诵音新科之诫》20卷,要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见《魏书•释老志》)。意思是太上老君鉴于道教创始人张陵死后,天师之位空缺,才命他继承天师,整顿道教。这样,寇谦之即通过制造宗教神话,假托天神名义,使自己作为新天师道首领和“帝王师”的地位合法化了。但是,天师道自张陵开创以来,皆是张姓,代代世袭相传,寇谦之为异性之人,又怎样说明自己继承天师地位的合法性呢?为此,他除了假托太上老君名义取得“天师神授”的合法权外,又提出“天道无亲,惟贤是授”的新理论,以革除教权世袭的传统惯例。说:“有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使道益荒浊。诫日:“道尊德贵,惟贤是授,若子胤不肖,岂有继承先业有祭酒之官?”(《老君音诵城经》)这样,寇谦之也就以异姓之人取得了天师道的合法领导权。从此,天师道的张姓世系便隐没不显了,直至隋唐,天师道皆无确定的传道世系;北宋真宗以后,才又恢复了天师道张姓世袭的地位(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1页)。

其二,在取得合法的天师地位基础上,修订教规教仪,确立新的道教宗旨,把天师道改造成为兼融儒家思想、吸收佛教教仪的新宗教,成为主要为皇权服务的御用宗教。他借太上老君之口宣称:“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专以礼度为首”(《魏书•释老志》)。就是全面革除早期天师道的教规教仪,以遵守纲常名教视为第一信条,使道教与儒学融为一体。他还宣称,在新天师道崇奉的天上“三十六宫主”中,佛被排在第32位,也是道教的真神,因此,道教与佛教也是相通的,并且,他所主持的道教活动在诵经、持戒、礼拜、祈祷等方面都大量吸收了佛教的教仪。同时,他又借老君玄孙李谱文之口宣称:他继承天师之位的任务是“辅佐北方太平真君”(《魏书•释老志》),并声称太上老君授予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号,要太武帝“以真君御世”,“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欣然“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魏书•释老志》)。从此,太武帝身为国君又披上道教领袖的外衣,寇谦之是道教教主,又充当太武帝国师,北魏朝廷变成了政教合一的政权,新天师道变成了北魏政权的御用宗教。

由上可见,“寇谦之的新道教实为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产物,其形式虽为道教的形式,但其内容多为儒家的礼法、佛教的戒律,并且吸收了某些当时流行的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玄学思想”(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大出版社1988年,第 229页)。这也就与早期道教有了很大不同,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了。

魏晋南北朝以后,从隋唐到北宋,道教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之间的思想大辩论,道教的教理进一步深化了,从而吸收儒学和佛学来充实自己的教义,进一步显示出儒、释、道三教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同时,道教内部南北不同的学术流派亦互相交融,从而使它的教理向纵深和细密的方向发展。

到南宋和金、元时期,道教又进入鼎盛。当时,由于南宋与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尖锐,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迭起,南北各地均先后出现了众多不同的道教流派,可谓教派林立。到金、元之际,全国又形成遥相呼应的南北两大教派,即北方的全真教和南方的正一教。全真教由王重阳创立,正一教由张天师第38代子孙张与材掌教,两大教派都提倡儒、释、道三教同源一致,大量融合儒、佛思想,尤其是以援引和融摄理学思想为特色。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在元初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其弟子丘处机深为元太祖重用,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风靡一时,其教理更加突出“三教圆融”。王重阳“以道德性命之学创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绍千载之绝学,天下靡然从之”(元•李鼎:《大元重修古楼观宗圣宫记》)。他把理学家的“道德性命之学”作为全真教的宗旨,并宣称:“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重阳全真集》卷一、卷十)。同时,全真教也更加世俗化了。它把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纯阳子”吕洞宾奉为“祖师”、“天尊”,俗称“吕祖”。吕洞宾为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芮城县永乐镇)人,出生于山西,也因此,山西地区特别是晋南地区成了全真教文化宝库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全真教文物遗产。

当时,在山西创造全真教文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丘处机的弟子宋德方。宋德方道号披云真人,是元太祖十五年(1220)随丘处机西游大雪山晋见成吉思汗的十八侍行弟子之一。西游归来后,随丘处机驻燕京(今北京市)之长春宫,为教门提点。元太宗九年(1237),遵其师丘处机的遗志与嘱托,来到平阳(今临汾市)玄都观,主持刊刻《玄都道藏》,他往返奔波于山西管州(今静乐县)、上党、太原、晋南等地,搜集遗经,设局雕刻,历时近10年,刻成7800余卷,版藏于玄都观,称“玄都宝藏”。这是宋德方一生中最重要的业绩,是他对中国道教文化的杰出贡献,也是山西道教文化发展的光辉一页。《玄都道藏》大功告成后,宋德方被赐号“玄都至道真人”,死后被追为“玄通弘教披云真人”,可见他是长期活动于山西地区的一代有影响的道教宗师。

同时,吕洞宾家乡、芮城县永乐镇修建的规模宏大的永乐宫,和北京的白云观、陕西终南山的重阳宫,并称为当时全真教的三大祖庭;永乐宫金碧辉煌的建筑和绘制精美的壁画,是元代全真教的艺术瑰宝,在中国道教文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永乐宫原名“纯阳祠”或“吕公祠”,是纪念纯阳子吕洞宾的文物,因年久失修,于元太宗皇后乃马真后当政三年(1244),也就是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道藏》大功告成的当年,纯阳祠塌毁,于是,全真教当时的教主、道号“真常真人”的李志常命丘处机弟子潘德冲前往修复扩建,元定宗三年(1248)落成竣工,改称为“纯阳万寿宫”,又称全真教东祖庭;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葬地、终南山重阳万寿宫便被称为西祖庭。纯阳万寿宫落成后,《玄都道藏》的经版便从玄都观迁移到这里贮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因统治者尊佛排道,下令销毁了贮藏于这里的《玄都道藏》经版,只留下《云策七ji》与《大清风露经》二卷,是现存最早的道教经典。全真教在山西的大量活动事迹,是山西道教文化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高峰。

 摘自《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李元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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