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成名在左权

《小二黑结婚》小人书封面

　　赵树理，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用一生自愿讴歌泥土一样淳朴的农民，他视农民为衣食父母，甘愿主动改变自己的文风，置名利荣辱于不顾，无怨无悔地坚持为农民代言不说假话，用生命坚守着自己的立场。他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获取素材，用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风格，倾心倾情倾力为农民创作小说。写作中，他处处照顾农民的习惯，从不写长句子，不用生僻的字。在小说里，他对农村现实生活的深刻描写，展示了北方地区农村的真实面貌；对农民心理入微的刻画，表现了现实中普通农民的喜怒哀乐，尤其是敢于大胆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鞭挞和批判落后人物的劣行，向邪恶势力发出斗争到底的宣战。他笔下的人物生动逼真，让人读后记忆深刻。他的小说，故事连贯，情节跌宕起伏，语言富有个性、流畅明快、幽默风趣，土得真，土得有味儿，土出了民族特色，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

　　提起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那才真是妇孺皆知呢！这两篇在表现手法上独树一帜的小说，催生了大众化通俗文学主流的形成，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可是，对于他的这两篇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是在太行山上左权县诞生的这个事儿却鲜为人知。

　　瓜有秧，树有根。这两篇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传世佳作，犹如两幅革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农村伟大变革中的壮丽美妙图画，是以左权县的哪儿为背景地，又是以谁为生活原型的呢？

　　“小二黑”背后的故事

　　《小二黑结婚》写的是一个农村中自由恋爱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民兵队长小二黑，和本村俊美聪慧的小芹相好。但是，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和小芹的母亲“三仙姑”，这村里的两位“神仙”，却强烈反对他俩的结合。村里的泼皮无赖金旺、兴旺兄弟俩假装积极，把持了村政权。金旺对小芹的美貌早已垂涎三尺，但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怀恨在心，总想设法报一报仇。一天黑夜，小二黑和小芹相约到村外商量到区上登记的事儿，金旺、兴旺悄悄尾随而至，把这对情侣双双拿住，企图诬告俩人乱搞男女关系。小二黑却一点也没有畏怯，因为他“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登记结婚，别人谁也做不了主”。后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兴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喜结良缘。

　　轰动根据地的凶案

　　1984年6月下旬，140余位“老太行”重返太行山，出席左权县召开的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6月28日，会议结束的前一天，笔者见到了山西省公安厅治安处长赵晋鏖。

　　赵晋鏖回忆说，1943年清明过后的一天上午,左权县公安局接到报案称：横岭村有人上吊啦。接到报案后，他同法警常保珠徒步向横岭村赶去。

　　到达现场后，他们仔细检查着尸体，从外表看，身上除过很多紫红色淤痕，别的地方完好无损，看样子不像是自杀。腰部的淤痕最多，颜色也最重，像击坏内脏毙命的。

　　横岭村不算大，30来户百十多号人，分住在上下两片地。村干部除村长外，还有救国联合会主席石羊锁、青年部长史虎山、公安员王天保，史虎山的老婆是妇女救国会主席，死者岳冬至是民兵队长。

　　在调查中，赵晋鏖了解到，村里有个从近邻河南省（现河北）武安县白草坪村迁过来的人，名叫智老成。智老成实在憨厚，老婆死后留下个闺女，叫智英祥。老成后来娶的老婆天性风流，打扮得妖里妖气，还经常装神弄鬼，人送外号“三仙姑”。为减少家里矛盾，老成就引着闺女来横岭村开荒种山地。智老成来回两头跑，武安由“三仙姑”看家，左权由智英祥照门。智英祥17岁啦，生得俊俏，惹得村里的年轻人老爱往她家里跑。可这闺女偏偏只喜欢岳冬至。

　　赵晋鏖经过明察暗访，可案情仍毫无眉目。半后晌时，村长石献瑛匆匆过来表示：他们愿意出钱葬埋死人。“他们？”赵晋鏖感到这事情不简单，于是便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可以，除非你们能把真实情况老实交代清楚。如果你们有所隐瞒，等到查清了，那就只能加重处置啦。”

　　石献瑛的坦白，解开了凶案背后的疑云。

　　“昨后晌，区里通知村干部们去开会，岳冬至没去。俺们几个猜测，他一定趁大伙外出开会，又去智英祥家乱搞男女关系啦。在返回的路上，俺们商量黑夜开他的斗争会。原打算斗他一顿，捆他一绳，叫他承认个错，保证以后不再跟智英祥来往就算了，没想到他不仅不认错，还硬说自个跟智英祥是正当的恋爱。俺们就想武力征服他，捆绑时他不让捆。结果就厮打了起来。厮打过程中，他倒在地上打着滚儿，虎山踢了几脚，他就不动啦，原以为他在假装，结果一摸人没气啦。人命关天哪，俺们都害怕啦，急忙想出个主意，偷偷把他吊到了他家的牛圈里。”案情就这样真相大白了。当天傍黑，赵晋鏖将这4个人带回了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后经审问，4人都认了罪。

　　据了解，在审理这案中，北方局赵树理同志旁听了公安局、司法科对案件的审讯，还到过横岭村和白草坪村。赵树理在公安局大概待了八九天。公安局的同志只知道他是在这里搞调研的，直到《小二黑结婚》出来后，他们才回味到，这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基本上是岳冬至被害案。不过，他把这一出血淋淋的乡村爱情悲剧，写成了男女婚姻自由和反对封建势力“大团圆”结局的喜剧。

　　“小二黑”死而后生

　　“小二黑”来源于赵树理对生活的真实体验。

　　1942年5月反“扫荡”中，中共中央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的同志们不幸都牺牲了。调查研究室是专门负责“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政治、军事、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资料，加以研究”的。

　　当年秋季，兼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重新组建调研室，并代为管理调研室。怎样才能尽快恢复起调研室的工作？

　　杨献珍经过深思，决定把调查研究与民众教育结合起来，通过调查研究，把民众在对敌斗争中出现的先进事例集中起来，用通俗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让民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就这样，平时爱写通俗文艺作品的赵树理从华北新华日报馆调到了调研室。

　　“到群众中去，通过调查研究，用群众语言，写群众身边的事，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教育。作品的题材形式不限。”这就是杨献珍书记交给赵树理的任务。

　　1943年4月，赵树理到左权县搞调查，住在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西黄漳村。谷雨这天一大早，房东家忽然来了亲戚，是个愁眉苦脸的老汉。赵树理热情地招呼老汉上了土炕，俩人盘腿对坐，烟锅对烟锅接着火，“咝溜咝溜”吸过几锅旱烟，这老汉向初次相见的赵树理吐露了自个儿的隐衷：他要去县政府告状，他的四小子让人暗害了。

　　这惊人的消息，激发了赵树理的好奇心。他深知，老实本分的农民，一般都是逆来顺受的，假如没有大冤屈，是绝不会撕破脸皮打官司的。于是，他让老汉讲一下事情经过。

　　这老汉的四小子名叫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队长。今儿早起的岳家老三去赶牛时，一推开牛棚，老天哪——老四吊死在梁上啦！老四夜里明明去开会了，咋就死啦？牛圈低，身子吊得还没离开地面，腿还半跪在牛粪上，能吊死人吗？这绝对不是自个儿寻的短见！去问村干部，他们都说开罢会就各回了各家，根本不清楚他咋就在牛圈上吊死啦。

　　赵树理问岳老汉，平时谁跟冬至有仇？老汉说，他们村的智英祥，模样出众，爱唱爱笑，村里的小年轻有事没事都愿去她家圪转。冬至是村里挑头的俊后生，家里已给他收养了童养媳。就为这，冬至成天跟他爹怄气。谁知，英祥从武安迁来不久，就和冬至好上了。村长、青年部长在英祥身上没讨到便宜，自然恼怒了。村长还放过恨话：“那么水灵的大闺女，不能白白便宜了岳冬至，总得叫他尝尝咱这堂堂大村长的厉害！”这些事，风言风语传得全村人都知道了。

　　听罢这番诉说，赵树理既痛恨这村长横行霸道，又惋惜岳冬至死得太冤枉。“你、你能不能耽误点工夫帮俺写个状纸？”岳老汉低声说。“不用写了，我带你去！”赵树理起身领着岳老汉到县公安局报了案。

　　赵树理决心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调查清楚。第二天，他便上山进了横岭村。他走家串户走访群众，还见到了悲恸欲绝的智英祥。在他的开导下，英祥哭着开了口：在老家白草坪时，她娘见财眼开，收了一个比她爹还大几岁的外地买卖人很多钱财，把她许给了人家。她死活不愿意，跟娘嚷嚷：“谁拿了人家的东西，谁就跟人家去。”闺女死活不从这门亲事，聘金已花掉了大半又没法退还，她娘一气一急，一时想不开，就上吊死啦。来横岭后，她跟冬至情投意合很快就相爱了。村长是富农家的孩子，是全村唯一念过书的，不过早已成家。他有事没事老往英祥家跑，英祥不待搭理他。有一回，村长死缠烂打英祥时，冬至正好进来撞上。他当场咬着牙说：“哼！叫你俩好！咱们走着瞧！”从此，他一直怀恨在心，处处找冬至的碴儿。村里的青年部长也好来英祥跟前磨蹭，照样屡碰钉子。这青年部长的老婆，是村妇女救国会主席，她不敢管束自己的男人，反倒怨恨起了英祥，也常找英祥的麻烦。另外俩村干部对英祥倒没甚邪念，可都跟村长沾着亲戚，很听村长的话，他们合起伙来常常欺侮冬至和英祥。英祥为了少惹是非，平日除过开会、交军鞋轻易连门也不敢出。

　　赵树理对英祥的遭遇十分同情，恨的是英祥娘不该图钱财，把女儿婚姻当买卖。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村里的人们包括岳冬至的家人，居然都认为冬至和英祥是伤风败俗，为了制止这种大逆不道，干部们教训冬至是应当的，只是不该把人打死。

　　这种愚昧的反应，让赵树理很痛心：根据地的民众根本不理睬边区政府于1941年8月和1943年初颁布的《婚姻暂行条例》与《妨碍婚姻治罪法》，依然恪守着封建包办婚姻的传统习惯。他们不但不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人道，反而将其奉为“法宝”。如今，岳冬至站出来挑战这封建陋俗，光明正大地同智英祥谈恋爱，竟然让他们感到无法容忍。相反，却能容忍村长一伙的恶行。

　　赵树理不由得对民众的麻木不仁充满愤慨。为了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这种司空见惯、不以为怪的现实问题，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他决心以岳冬至为原型写成通俗小说，向封建礼教进攻，激醒民众被封建习俗愚弄得是非不分的心灵。于是，在横岭村和武安县做了细致的走访，针对农村坏人捣乱、自由婚姻得不到保护、巫婆神汉算命坑害民众等实际，前后奔波了20多天。他结合自己长期在农村生活中所积累的素材，按照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尝试着在继承中突破传统，从故事形式、人物刻画、细节描写上大胆创新，很快就以鲜活、纯净、幽默、风趣的语言，环环紧扣讲故事的手法，于5月底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以鼓舞青年人鼓起反对封建、破除迷信的勇气，树立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念。

　　赵树理把初稿送交杨献珍书记，献珍书记很欣赏这个通俗小说，但是总感到有些细节处理得还不够理想，于是便中肯地提了出来。赵树理认真做了一番修改。杨献珍就把书稿推荐给了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浦安修。妇运委正打算要编印一些宣传婚姻自主的材料，安修书记一看很中意，就拿给丈夫彭德怀看，彭总读后大加赞赏，认为可以公开出版。

　　这年夏天，北方局为配合对敌斗争，把华北新华日报馆一分为二，成立了华北新华书店，专管出书和卖书。赵树理立刻把书稿送到新华书店，书店接受了书稿，却迟迟不出版。他去追问了几次，书店负责人这才讲了一堆理由：像这种庸俗的小故事，不值得出版；当前大事是抗日，不歌颂伟大的抗日战争，写些婚姻琐事，没出版价值；目前纸张很紧缺，不能出这毫无用处的东西；描写坏分子混入基层政权为非作歹，有损党的形象……

　　赵树理忍住满腔愤懑，取回了书稿。杨献珍听说后，向他索要上书稿，亲自找到了彭老总，和盘托出出版受阻的事。彭老总觉得像这样的书稿应该出版，当即写了一张条子，要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安排出版。大章部长将书稿交给书店经理杜毓云，书店这才赶忙排版印刷，竟然还将彭老总写的“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的条子，用朱红色印在了扉页上。就这样，《小二黑结婚》转了两个大圈子，才在9月份同读者见了面。

　　《小二黑结婚》一出版，一出溜就钻入了民众中间。这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无论是作者赵树理，支持者彭德怀、杨献珍、浦安修，还是反对者们。破天荒啊！从来没见过一本新小说能在太行山区引起这么大的轰动。部队战士、地方干部争相购买，穷乡僻壤的人们也争相购买，在练兵场、办公场所、田间地头、炕头饭场上，到处可以看到念“小二黑”和听“小二黑”的热烈情景。以前，新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书一般印到2000本就了不得啦，而这本纸张低劣、印刷粗糙，封面上还特意标明“通俗故事”的小书，却连续印了2万册，还是供不应求。书店只得重新排印，再版2万册。

　　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如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山东、河南、苏北、苏中、淮北也纷纷翻印出版。不久，太行山区的许多民间剧团，如武乡光明剧团、襄垣农村剧团、沁源绿茵剧团等都把小说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用秧歌、梆子、落子、豫剧、晋剧等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演唱，使一字不识而又喜欢戏剧的老百姓喜出望外，人们往往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山路一睹“小二黑”的风采，如醉如痴的总也看不够。一时间，小二黑、小芹、三仙姑、二诸葛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就是这么一本薄薄的小书，奇妙地打破了新文学与工农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

　　“小二黑”的现实意义

　　“小二黑”争夺回了抗日根据地长期被封建迷信所占领的文化阵地，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正面战场的厮杀。它的问世，无疑是中国文坛发生彻底变化的报春花，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但是，与大众的狂热反响比起来，文艺界的冷漠超出了寻常。刚从外地到边区文联的苗培时，亲眼看到了太行山区掀起的这股“小二黑”火热场面，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华北文化》杂志10月号上发表《写了大众生活的文艺》，热情赞扬“小二黑”。不料，《新华日报（华北版）》很快发表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公开对“小二黑”进行了严厉批评。从此，晋冀鲁豫边区根据地文艺界一律保持了古怪的沉默。

　　“小二黑”只是在简单地讴歌自由恋爱吗？不是的！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欣喜地看到：它讴歌了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新社会里，劳苦民众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了民众的胜利，民众已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了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更好的生活；讴歌了民众中开明、进步的力量，战胜封建、愚昧、迷信的胜利！

　　由共产党点燃的全民抗日之火，已在连绵的太行山上形成燎原之势。然而，革命文学则始终没有进入到革命的主力——工农大众中，新文学书籍几乎一本也没人买。畅销的反倒是封建迷信、荒唐反动的庸俗文艺书。当年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集中了太行山区乃至全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他们大多是在外国文学或“五四”新文学的指引下踏进文学殿堂的。他们思想进步，革命意志坚定，对抗战充满激情。但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文以载道”，为文是一项济国安邦经天纬地的神圣事业，从内心总认为民众大多是愚昧落后的，进步民众虽说只是少部分，却是主要的依靠力量；文艺作品作用的大与小，绝不能简单地以读者数量的多与少来判断。因此他们非常排斥把高雅的艺术女神与俗不可耐的通俗化搅在一起，并断言用民众语言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他们平时对老乡们总是客客气气，成天不是忙于“创作”，就是手捧书籍“用功”，歇下来时宁愿独自到村外哼唱“洋歌”，也不肯坐下来跟老乡聊聊天。文化人把老乡们当外人，老乡们把文化人当外宾。从这些事情上，反映出我们革命阵营中一些知识分子内心世界仍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缺乏工农情感。他们从来就没有意识到：贫穷愚昧的魔渊中，沉陷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胞，要不是为了拯救这些同胞们，那我们共产党人还抛头颅洒热血革什么命？民众再愚昧落后，毕竟是大多数，如果离开了大多数，还会有这场波澜壮阔抵御外侮的战争？

　　然而，就在我们的文艺忽视了大多数民众的同时，敌人却针对民众的愚昧落后，加紧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对抗日根据地双管齐下，一面残酷“扫荡”，一面大肆进行文化渗透，指使特务汉奸纠集多如牛毛的“会道门”，利用民众的封建迷信，秘密发展道徒，蛊惑民众反对共产党、对抗抗日民主政府。据史料记载，日寇光在太行行署4专署的黎城县就秘密发展“离卦道”道徒2000多个，并建立了名叫“常胜军”的地下武装。1941年10月12日夜，五六百个“离卦道”道徒在敌方的策动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多亏八路军129师及时出击，这伙乌合之众顷刻间便土崩瓦解了。

　　这起震惊革命抗日根据地的暴动，不用说肯定是以卵击石，但是在政治声誉上则影响极坏。对此，朱德总司令沉痛地说：“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政治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却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

　　事实上，我党在狠抓政治、经济、武装斗争的同时，始终没有忽略过文化斗争。1941年，赵树理参加了在武乡县召开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文化界“五四”纪念会，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会上提出要把太行山区建成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华北新文化运动的抗日根据地，希望文艺工作者正确把握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为民众创作出大众化、通俗化的好作品。彭老总的讲话，鼓足了赵树理写通俗化作品的信心。

　　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和中共太行区党委的领导们，深刻意识到革命文艺没有深入民众的严重危险，于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省（现河北）涉县曲园村联合召开由440多人参加的文化人座谈会。这是抗战以来太行山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集会。

　　会上，发言踊跃，辩论热烈，主题是“大众化”与“化大众”。以徐懋庸为首曾参加过“左联”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们，大谈创作抗战新文学的“化大众”，认为搞“大众化”是对愚昧落后的投降，写鼓词、快板是庸俗化，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否认。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僵局，这天，一向不善抛头露面的赵树理再也坐不住了，一反常态走上了发言台。他打开一本黄连纸小书高声念道：“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拯救世人免祸灾……”顿时，会场一片哄笑。“这就是当下根据地的文化，而不是我们出的新书。”他指着他带来的那一摞小册子大声说，“不信，请大家到农村去看看，老乡家的炕头上放的是不是这些《太阳经》《老母家书》《玉匣记》？请大家到部队上转转，我们的战士手里时常拿的不是新文艺书，而是《五女兴唐传》这类书。这说明，封建迷信确实还占据着根据地的文化阵地。咋夺取？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所写的文艺作品必须做到大众化！只有这样做，我们的新文艺书籍才能挤垮这些旧书，才能牢牢占领根据地的文化阵地！”他慷慨激昂的发言，只得到少数人的赞同，大多数同行却不认同他的大众化观点。从此，赵树理被同行们讥讽嘲笑为“地摊文人”。

　　会上，129师政委邓小平、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时任北方局秘书长杨献珍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批评过去的文化工作缺乏和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常常赶不上政治任务的需要，有时甚至发生脱节现象；批评过去的文艺作品往往颂扬多于批判，没有成为有力的战斗武器。他希望文艺工作者把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团结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克服关门主义，深入民众，了解民众，丰富作品内容，教育提高民众。杨献珍代表地方和军队的党组织，严厉批评了过去文艺作品为艺术而艺术，满篇“洋话”新八股腔，脱离现实脱离民众的恶劣现象。希望文艺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吸收民族文化的传统精髓与外国文化的精华，写出服务大众的文艺作品。

　　座谈会开了4天，“太极拳”打了4天。有的人明顶暗抗；有的人说远不及近，讲过去不说当下；有的人心里清清楚楚，嘴上吞吞吐吐。他们尽管口头承认大众化，但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仍旧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以少数文化人为对象，自我陶醉。办报刊，只要少数人喜欢阅读便以为满足；写作品，只赢得少数人欣赏就以为成功。而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则了解很少，对农村中存在着的问题一无所知，更不清楚民众是咋生活咋斗争的。要把这些文化人真正引上大众化创作的道路上，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赵树理则不然，他已从多年编办《黄河日报（太南版）》《人民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等党的报纸中领悟到了新闻与文艺作用的一致性，二者都是党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明确的针对性；二者的作品要传播真理、传播事实，要解决民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主动自觉地把文艺与政治进行了结缘，感到肩头有千斤重担压了下来。

　　苦心人天不负，赵树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43年秋冬，左权、平顺等县农村的年轻人读了“小二黑”后，自发成立“自由婚姻小组”，提倡和支持自由结婚，反对父母包办、买卖婚姻，有的人学习“小二黑”，逼着父母退了童养媳。涉县河南店村熊姑娘跟八路军一位干部谈恋爱，遭到了她爹和村里落后势力的反对和嘲讽，她看了“小二黑”的戏，大胆退了爹给包办的婆家，跟自己真心相爱的那名军人结了婚；涉县胡峪村有个勤快善良的童养媳，懂得爱情后，偏偏不待见早已订下的“大丈夫”，而偷偷喜欢上了邻村的小裁缝。俩人在看了“小二黑”后，暗地一商量，趁着动员青年参军的机会，双双参加八路军上了前线。欢送会上，这姑娘说：“感谢‘小二黑’，是他给俺带了头，壮了胆。”自从出了“小二黑”，不少平时打扮妖里妖气和到处跳大神的女人们，钻在家里，再也不敢露面了，要不然，调皮的小孩们就会喊她“三仙姑，米烂了！”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

　　就在《小二黑结婚》创作的一年前，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分两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为共和国的文学制定了一条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路线。赵树理认为要达到教育民众、唤醒民众的目的，必须蹚出一条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在此之前，虽然他一直在摸索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创作，但他的主张为大多数文化人所不屑。他那些通俗化、大众化的作品，投寄给《华北文化》等刊物，大都被退了回去，认为难登大雅之堂。当时，作为信息十分闭塞的各分割敌后抗日根据地，赵树理并不知道延安所发生的一切，所以直到1943年底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敌后根据地时，他像翻身的农民一样兴奋异常。政治家毛泽东的宏图伟略与他的创作理念不期相遇不谋而合了。他说：“我虽然还没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毛主席的《讲话》指出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