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晋北文化特色散议

　　积淀了不同质地的民族文化，融合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结晶

　　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荟萃，山西北部地区更以它所处地理位置的独特积淀了这种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质，许多民族或先后或同时在此地留下过各自独有的民族文化痕迹，从而使古代晋北本土文化呈现多元、兼容、开放的态势。

　　山西北部（晋北）地区古代文化，也称之为雁门文化。它有两层含义：

　　其一，从字面上看，这一地区有雁门山，古名勾注山，据说因“蜚雁出于其间”而得名。雁门山山势不高，但东西山岩峭拔，中路盘旋崎岖，两山夹峙，形势雄胜，易守难攻，向来为兵家必争的戎守重地。唐朝时，于其山峰绝顶设置雁门关，另名西陉关，它与宁武关、偏头关联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合称“山西三关”或“外三关”。其中，雁门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更是北人南犯、南人北击的战略要塞。因此，自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到宋明各代，无不高度重视此地的军事设防，并由此设置了相应的雁门郡、雁门道建制。

　　其二，“雁门”一词富有鲜明的军事、政治文化色彩，而古代晋北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即为其悠久而深厚的军事政治文化内涵。这一地区文化是区域性的，同时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研究价值极为深远。

　　古代晋北地区民族活动

　　考古资料证明，早在10万年前，晋北地区就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痕迹。这些远古居民在桑乾河流域生息繁衍，过着狩猎和游牧生活。唐虞之前，这一地区的居民被中原人称为山戎；帝尧时称为荤粥；夏代称为淳维；殷商时称为鬼方；周朝时称为猃狁；战国秦汉以后，或称胡，或称匈奴。两汉以后，随着不同民族势力占据此地区，人们的称谓也随之变化。春秋时，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雁门关内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部落戎翟朝晋。战国时，赵武灵王倡导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使晋北大部分土地归入赵国的版图。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晋北地区又并入了秦王朝的版图。西汉初，中原大乱，楚汉相争，无暇北顾，晋北地区为匈奴占有。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进军大同，在白登山（大同城东马铺山）为匈奴所败，退保雁门。晋北地区又成了匈奴游牧之地。汉武帝时，两次出击匈奴，匈奴大败逃回漠北，晋北地区归为汉土。西汉末年，中原再生战乱，匈奴又入晋北地区。这一时期，生活在东北地区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强大起来。东汉时，大将窦宪大破北匈奴，北匈奴逃亡不知所向，鲜卑族转徙匈奴故地。东汉末年，中原又陷大混战，鲜卑族成了晋北地区的主宰。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平城（今大同）。在近百年间，拓跋鲜卑统治者把包括汉族在内的几十个民族的人民迁居到山西北部大同地区，使平城成为各民族大融合的地方，一代京华，光耀千古。

　　北魏末年，北方突厥强大，遂将势力扩至晋北地区。隋朝时，晋北地区又为突厥占有。唐初，李渊为夺王位，引突厥军为援，突厥势力进入雁门关内，遂成唐王朝北部大患。唐贞观年间，突厥内乱，东、西突厥相继被灭。

　　公元630年，唐太宗出兵雁门，大破东突厥，其王降唐，东突厥国灭。晋北又并为唐王朝的版图，突厥族成了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之一。唐朝中叶，回纥族从漠北兴起，安史之乱时，其势力已到达朔方。其后，回纥族乌介诸部十余万众进入晋北大同地区，唐王朝出兵，回纥族乌介诸部降唐，其民遂成为晋北地区新居民。

　　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族。自此，晋北地区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长达430余年（公元936年-公元1369年）。公元1369年，明王朝收复晋北地区，并建立了今天的大同城，使之成为明王朝的北方重镇。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大清帝国，晋北地区再次受到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清政府的垮台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古代史，古代晋北地区的历史也随之谢幕。

　　纵观晋北地区的民族史，可见这一地区从来没有单一的民族，而是生活着多元的民族。从地理位置看，它南接中原华夏民族，北邻草原游牧民族，是其民族融合的窗口和门户。从整个历史演进过程看，在晋北地区，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对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原华夏民族农业文化的影响。

　　古代晋北地区民族文化

　　古代晋北地区，一直处在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接地和融合处，尤其是草原游牧文化更给晋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只有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特征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两类文化在晋北地区的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交流和发展的，继而了解晋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本质。

　　匈奴文化习俗特征。《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就匈奴的文化（生活、习俗各方面）做过简约描述，匈奴居于北蛮，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匈奴人从小就习骑射，所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一律编为骑兵，充当战士。“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人不弛弓，马不解鞍”。匈奴不仅男人能弯弓，成年女性亦能战斗。由于尚武，因而有贵壮贱老的习俗，这也与对外掠夺战争的频繁紧密相关。匈奴人食肉饮酪、住穹庐。所食之肉，除牧养的牲畜外，尚有狩猎所获之物。妻后母，报寡嫂。有名不讳，无姓氏。匈奴人尊天，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世间的一切祸福得失皆仰仗于天，由崇拜天直至崇拜日月星辰。

　　《史记·匈奴列传》言：“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匈奴人崇拜祖先，并将其与天地鬼神的自然崇拜同等对待，定期举行祭祀。“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崇拜自然，并按照自然现象的规律决定人事。重实利的价值取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

　　鲜卑族文化习俗特征。据史籍《后汉书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魏书》记载，鲜卑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敌也。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众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以季春月大会，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谋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死者所乘马及衣服，皆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叛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

　　突厥族文化习俗特征。《北史·突厥传》言，突厥族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业。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贵壮贱老，寡廉耻，无礼义……善骑射，性残忍。贵兵死，耻病终。无文字，刻木为记。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奸人妇者，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随轻重输物，伤人目者，偿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人支体者，输马。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其死，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剺面而哭……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草木华茂而葬。葬日，男有悦于女者，结为婚姻，父母不能违。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无常，不知年历，唯以青草为记。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觋，大抵与匈奴同俗。

　　柔然族文化习俗特征。《北史》云，柔然其先，出于鲜卑。文化习俗多与鲜卑族相同。然，又有不同之处。其战，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战临时捶挞。每攻战，驾牸牛奔遁，驱犍牛随之。

　　高车族文化习俗特征。《魏书》《北史》载，高车族，性粗猛，贪利。乘高车，逐水草。其俗，蹲踞亵黩，无所忌避。婚姻，用牛马纳聘以为荣。颇讳娶寡妇，而优怜之。其畜产自有记识，虽阑纵在野，终无妄取。俗不清洁。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死丧之家则悲吟哭泣，平吉之人，则歌舞作乐。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与柔然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故称高车。魏太武帝时，先后迁数十万高车人于平城。

　　回纥族文化习俗特征。据《旧唐书》载，为匈奴后裔，北魏时，号铁勒。其民骁强。俗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迁徙，人性凶忍。善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

　　契丹族文化习俗特征。《隋书》说，契丹之先，与库草奚异种同类。其俗颇与靺鞨族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人死，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及收其骨而焚之。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最为不洁。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人皆射猎为业。

　　女真族文化习俗特征。《金史》说，女真族之先，出靺鞨氏，本号勿吉。据《北史》载，勿吉国，邑落各自有才，不相总一。所居多依山水，其人悍劲。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婚嫁，妇人衣布裙，男子衣猪皮裘。初嫁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

　　汉民族文化习俗特征。秦汉时代，中原华夏民族的文化逐步形成一个庞大而繁缛的文化体系——汉民族文化。这种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其特点可以归纳如下：⑴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⑶文化上的独尊儒术反对思想自由发展和创造性；⑷一整套宗法礼教制度，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观念。

　　以上扼要介绍了九大民族的文化习俗，晋北地区的古代文化，也即雁门文化，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古代晋北传统文化特征

　　从民族沿革史看，山西北部的土著居民，绝大多数不是中原华夏民族的后代，而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后裔，并且不是单一民族的子孙，而是由多民族联姻繁衍生息而来。总体上看，晋北地区的古代文化也即雁门文化，有如下特点：

　　《汉书·地理志》云：山西北部地区，人性多敦厚，重气侠，好朋党。明、清时期撰写的山西北部大同地区的志书也多有此说，比如“民性质野，少好争讼”“人性质朴”“其民鄙朴”等描述，无不说明在晋北地区传统文化中较多地保留着游牧民族草原文化中鄙朴、质野的特征。

　　草原游牧文化中那种粗犷、强悍、豪放的特点，也给晋北地区的传统文化以巨大影响，展示出浓烈的尚武精神气质。《颜氏家训》载：“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生死”，慷慨悲歌，造就了无数英雄豪杰。由于晋北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使之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也使得当地人普遍尚武成风，历久养成了“好射猎、喜战斗、贵兵死、习战攻”“善骑射”“骁武”“有智勇”“少习武艺才力过人，能左右驰射”“少勇健，走及奔马”“少怀节操，胆烈过人”的民风习俗。

　　崇尚俭朴生活是草原游牧民族在艰苦生活环境中养成的一种传统品德。《颜氏家训·治家》载：“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瞻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就是对晋北地区人民崇尚俭朴生活品格的赞扬。《朔州志》在叙述当地民俗时说：“其民节用恭俭。”《浑源州图经》云其民“以勤俭相以能”。《广灵县志》云：“人民俭啬纯实。”《马邑志》说马邑人，“民贫俭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恭俭节用，实为求生之道。

　　贵少壮、贱老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尊老爱幼是中原汉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两种文化对晋北地区的传统文化都有影响，但前者的影响远远超过后者。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养小不养老，子女成人后不孝不但少受责备，老人反而认为自己老了不中用，给子女添了麻烦。诸如此类的思维趋向可以说是草原游牧文化影响晋北地区文化留下的痕迹。

　　在少数民族社会里不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妇持门户是常态。“父子男女相对踞蹲”“谋用妇人，唯战斗之事乃自决之”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北地区传统文化深受这种习俗的影响。《颜氏家训·治家篇》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这恒代遗风，指的就是晋北地区的风俗，可见晋北地区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之高。

　　俗多俭啬。清人撰《云中郡志》云，山西北部大同地区“土地沙碛硗泊，寒独早，七月陨霜——丰岁亩不满斗，故中人日仅再食，人多俭啬。”“民贫俭啬”“俗素俭啬”“民好俭啬”，这些描写民风民俗的词语，在晋北地区的志书中处处可见。俭，是对自己节用恭俭；啬，指待人接物小气吝啬。地理环境恶劣，生产力落后，物质贫乏，是造成人们俭和啬的物质原因。但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这种习俗同样是受到草原游牧文化影响的遗风。

总之，晋北地区囿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一地区文化思想的开放态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多民族文化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作为民族融合的历史舞台，积淀了不同质地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独一无二、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雁门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极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管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