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日青春无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抗日热情日趋高涨。当时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进行阻挠压制，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极大愤慨。   

1932年9月上旬，山西国民师范、太原省立第一师范、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成成中学、进山中学等学校中一些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反帝同盟会。同盟会在中山公园（今文瀛公园）劝业楼东一所房子内挂起牌子，公开集会、街头讲演，反对不抵抗政策，呼吁一致抗日、收复东三省。

1933年1月的一天，抗日反帝同盟会正在开会时，突然被军警包围，当场逮捕了15人，扣押于省会公安局拘留所，同时没收了会议签到簿及记录等文件。3日之内，又发出了百余人的通缉令，并将扣押的学生移送至太原警备司令部拘留所。   

我当时是山西教育学院的学生，也在通缉名单上。同盟会被查封的那天上午，我和孙光祖、巩廊如两位同学因事约在中校尉营街实验小学教务处见面。我和巩廊如在实验小学等候孙光祖，直到12点还未见，于是我骑自行车来到中山公园同盟会。推开门一看，里边只有两个警察，他们喝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给了他一张新新通讯社记者的名片，并问这里出了什么事，警察让我到总局去问。

我觉得不对头，便又骑车到侯家巷总局打听。传达室老王说：“如有其他事，请下午来；如果是为抓人的事，你就甭打听了。”我闷闷地出来，到新南门街新寺巷口，碰见商专学生代表姚克敬，知道他在公安局有熟人，便说明原委，请他打听，约好3日后原地见面。回来路过中山公园，见同盟会门上已经贴了封条。晚上回到学校，也没见孙光祖回校，心知一定出了事。

第三天见到姚克敬，他低声说：“你甭打听了，通缉名单里还有你呢！”说着便拿出一张朋友偷出来的通缉令给我看。我见通缉令上写着的“杨养正”并不是我的真名，便说：“我没事，你别担心。”

晚上我和巩廊如研究，决定“走为上计”。第二天，巩廊如到小北门外汽车站购票去了大同，我则到棉花巷的并州日报社担任了临时校对，晚上上班，白天睡觉不出门，一直潜伏了20多天。1933年2月底春节前夕，我以为没事了，便打算出门看望乡亲梁麟荣，刚走到柳巷，突然碰见了太原警备司令部便探曹某。我被扣押到了警备司令部拘留所，在那里见到了孙光祖（方山）等多位同盟会成员。在拘留所，警备部军法处处长韩甲三亲自审讯了我三次，直到4月10日才释放，期间拘押40天、戴镣铐一个月。孙光祖、王庆生、连友琴等学生经军法处审讯后，送反省院（位于今太原市上马街）；刘善述等被判刑送省监狱。此后，太原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公开的抗日活动很难开展。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心转移到国民师范、第一师范和成成中学等校，斗争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后来我得知，孙光祖、王庆生、连友琴等人于1934年间被释放；刘善述于七七事变后，曾任河津县（今河津市）牺盟会特派员，任内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杨怀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