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历史上的“扶贫”

我国从古就有“济危扶困，怜孤恤贫，救助弱善”的优良传统，自古到今，从未停息。既然如此，在我国历史上的政府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救助弱势的？用我们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历史上政府是如何进行“扶贫”的？经研究历史，略知一二，现以忻州为例说明，以窥全貌。

山西忻州，古属冀州，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礼仪道德，诗书文艺，源远流长，故有“文跻九原，雅出秀容”之美誉。

据《忻州直隶州志·上》记载，在清雍正年间，为救助孤弱贫困者，忻州在城西门内，也就是现在的秀容书院旧址，建有“养济院”，定额收留孤贫10名，每名日给仓米一升（约相当于现在的1.2斤），一年给养济院谷59石（每石约120斤，59石是7080斤，谷碾成米后按照谷重60%计算），若遇闰月年，谷64石，由州衙常平仓支放，具体手续由专管仓库的县衙办理；除此之外，还要给这十人花布银共九两四钱四分。这是第一种扶贫救济方式。第二种方式就是建立“普济堂”。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奉旨建立，在忻州南城门外，如今南关村这个地带，收养孤寡老病之人额员50名，所费由州衙支付，然而州衙经费有限，开支较多，不足以支付，于是州衙就为普济堂“圈地”，用“圈地”的租金及利息变现支付普济堂所费。

《忻州直隶州志·上》载：“普济堂向无经费，检查卷宗，有地二百七十九亩七分八厘八毫。又存库平银一千一百两，典当、绸缎两行生息（一分二厘行息）岁得利银一百五十八两四钱。地租可易银三十余两，租据两行皆有存案。额养老病贫民五十名，每月由吏目经理散放，所有租息年终应行报州查核（旧卷册籍系乾隆五十一年，交归吏目经管）。”从以上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普济堂有历年土地经营所得库存银1100两，年利息可得158两4钱，再加之继续租地的收入30多两，两项合起来就是190两左右，依靠这些费用，维持50名老弱生活开销。第三种方式就是政府建有仓库，在忻州称“常平仓”，在忻州州衙门东，清康熙年间建有6座，共24间，后又建3座（时间不明，无考），共20间，还新建米仓2座，共4间。储谷定额3万石，到清光绪年间一直是11座48间。常平仓主要就是储存谷米，用于支付“孤、贫、流、犯口粮”。光绪三、四两年，山西遭遇奇荒，忻州州衙奉文平粜赈济，动支仓谷10930余石。第四种方式就是由忻州州衙建立“义仓”，专备荒年使用。忻州“义仓”设于哪个朝代，无存考察，但《忻州直隶州志·上》有关于义仓的记载：“义仓城乡共7处，存储谷石；本城城隍庙旁，存谷五百一十余石；东乡双堡村存谷四十余石；又郭村存谷三百四十余石；西乡四六奇村存谷二百二十余石；又张村存谷二百四十余石；南乡白石村存谷一百四十余石；北乡东高后存谷四百四十余石。”以上各义仓俱设有仓长，经理其事。第五种方式是建立“义学”，对贫困学生读书进行扶助，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育扶贫”。

《忻州直隶州志·上》载：“按义学旧志载，在城四乡各一，凡五区。康熙五十二年奉文建立，以教贫民之无力从师者，其束脩、薪水由官捐俸，按季资给。查义学，现城中有南北门两处，延师、束脩各三十千文，由书院生息拨给。其各处义学废于何时，无从稽考。”又载：“按忻口有义学一区，照国策创建文昌祠并建义学，置义田三十二亩，为膏火之资。乾隆五十九年，滹沱河涨溢，祠遂倒塌。后其裔孙赵云腾移修金山之麓，仍建义学，赵绍祖有文记其事。”从以上文字得知，在清康熙五十二年，忻州奉康熙旨意建五所义学，忻州城内和东、南、西、北四乡各一处，贫困学生给老师的见面礼（束脩）及老师薪水由州衙负责，每年发放四次。到乾隆十二年，忻州城中有南北两处义学，其费用由秀容书院租地所生利息给付。而位于乡下的义学，也都一直坚持，乾隆五十九年忻州北乡（又叫金山乡）所建义学被水淹没，其原建该义学的曾孙赵云腾又在金山修建，可见忻州义学至少在清代前期和中期是一直延续的。第六种方式就是官员和绅士（忻州本地有钱人）出钱资助。我们现在称社会捐资。明成化年间，山东寿张人刘清莅临忻州任知州，善政不少。“曾遇岁荒，劝富人豁赈，得粟万石，镪千两，按户分给，菜色立起。”康熙七年，辽阳举人柯弼从浙江省汤溪县提拔到忻州任知州。他“阅城郭，历效圻，见有暴骨于沟涧沙砾中者。”也就是说他经过在忻州调研，发现有尸骨暴露于沙沟，于是自己捐俸一十五金，在忻州城北购地14.3亩，建设义冢，供贫弱孤寡者死后埋葬。明朝嘉靖年间，忻州富人范永澄赈济灾民，其时，忻境内遭遇荒年，老幼啼饥，流徙载道。他即出粟五百石救济灾民；然而灾民太多，这些还不足以赈济，他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1000余石予以赈济，由是“枵者以果，病者以兴，荡析者以保聚。”清代道光进士、董村人刘视远家底殷实，辞官归隐后，适逢忻州在道光十三年遭遇荒灾，米价飞涨，穷苦百姓极度恐慌。危急时刻，他“籴谷万斛，平籴，市价遂平，邻村得免饿殍，里人称之。”（见忻州直隶州志·上），像这种“闻难必恤，见义必为”的先贤，忻州历史上还有好多，这里不一一列举。第七种方式就是申请上级减免，这当然必须是知州亲为。镶蓝旗人许嗣兴，康熙十八年担任忻州知州，十分留心民事，“耕获时必单骑履亩，劝民勤业。岁值大荒，民乏食，公详请赈济”。这说明许嗣兴见忻州遭遇饥荒，就写奏折向朝廷报告灾荒情况，请求减免，而从《忻州直隶州志·上》所载这段话更可以看出当时州衙对于贫困饥荒者的态度：“我国家轻徭薄敛，正供之外，毫无烦苛。历考从前军兴之际，虽库仓支绌，向不累及齐民。间有水旱偏灾，轻则缓征，重则豁免抚恤，不使一夫不得其所。”意思是忻州在重灾之年，就要申请皇帝豁免税粮，让每个人都能生活，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在小康路上不能有一个掉队的！”第八种方式是建立“漏泽园”，后也叫“义冢”。对于孤寡老人死后无人安葬，按照民俗又不能暴尸荒野，这时候忻州州衙出资就建设“漏泽园”，专供埋葬那些无人安葬的死者。《忻州直隶州志·上》记载，忻州“漏泽园”有二，一治厉坛（今忻州城北关东）后，一北关外西；又载：义冢二，一在北关外，系前州牧戈捐俸置，用银十五两买生员张梦麟地十四亩三分。一在西门外，系前州牧戈（即知州戈济荣）捐俸置，用钱九十六千，又买州民李连壁、陈好孔地十亩六分九厘。

需要说明的是，明清之际忻州州官虽十分重视对贫弱者的救助，但他们扶贫的方式更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老百姓收入渠道，用这种一劳永逸的比较长久的方式解决老百姓的贫困问题，而不仅仅在上述那几个方面。如忻州知州、明万历年间进士杨维岳深知“郡近边塞，地寒，物产稀少，民贫而吝，与省会雁门颇殊。”故他担任忻州知州后，先后开水渠三十五道，垦荒地五十余顷，大力发展忻州农业，增加老百姓收入。山东临清人、明进士王轩，来忻州后，曾号召开荒垦地，建立四座仓库，以备饥荒。清康熙年间忻州知州许嗣兴，十分注重民生，曾开渠筑堤，以御水患，沾利者数十村。以上这些事例说明，忻州明清之际知州，都十分重视利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有效解决百姓贫困问题，这些有益的措施，也许直至现在对我们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张斯直